文/吴思敬
袁枚《续诗品》中有一首《神悟》，其中有句云：“鸟啼花落，皆与神通，人不能悟，付之飘风。”袁枚认为，“神悟”这种本领不是一般人都具备的，能有这种悟性的只能是诗人。
无独有偶，袁枚的看法在一些西方诗人和艺术家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。俄罗斯诗人巴拉廷斯基曾这样描写歌德：
“他和大自然呼吸同一的生命，/懂得小溪的潺潺，/听出树叶的低语，/感觉小草的滋生；/他精通星辰的书，/大海波涛和他密谈。”
别林斯基在论述莱蒙托夫诗歌的时候，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：
诗人，“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就比别人更透彻地懂得自己和宇宙万物的亲密关系以及血肉联系；当他是一个青年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把它们的无声的言辞，它们的隐秘的私语，翻译成容易理解的语言……他是一种富有感受的、易受刺激的、永远积极活跃的有机体，只要和外界稍微接触一下，就会迸发出电火花来”。
法国画家霍安·米罗则这样谈自己的亲身体验：
“当我观察一棵树时，一棵在我家乡卡塔洛尼亚很有代表性的树，我就感觉到它在跟我谈心，它似乎也有眼睛，人们能同它谈话。一棵树能通人情，连一颗小鹅卵石也是如此……”
袁枚所标举的“神悟”，以及在西方大诗人、大艺术家身上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现象，是诗人所独具的一种心灵禀赋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过：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。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严羽所说的“别材”“别趣”，其实主要也就是指诗人所具有的独特的悟性。
这种悟性从哪里来？从根本上说来，要求诗人是个冰洁玉清，内心怀着炽烈的爱的“处子”，要葆有一颗纤尘不染的童心。真正的诗人都是“自然”的儿子，他总是怀着对自然的深情，用人的眼光、人的感情来看待自然。他胸中充溢着一股爱的暖流，就像生命源泉中流出的小溪，在潺潺流动，一遇到阻隔或被风吹动，便会泛起层层涟漪。
从心理学上说，在主观与客观最美妙契合的刹那，在潜意识中酝酿已久的思维成果就会一下子涌现到意识世界中来，如同电光石火般照亮人们的思路，闪现出一些奇思妙想，这就是所谓“神悟”了，透过这种神悟，诗人就能够见微而知著，能从“梅花开时雪正狂”想到山花烂漫的春天，能从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觉出即将到来的狂飚，能从一般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美，发现诗。
然而这些年来，在中外大诗人中屡见不鲜的“神悟”现象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诗歌叙事性写作浪潮中，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、被遮蔽了。一些诗人把诗歌写作等同于生活现象的实录，还有人标榜自己的写作的诗歌是“日记体”，于是生活中的一些七七八八的琐事也就堂而皇之地写进诗中，枯燥乏味，无聊，无趣，倒了读者的胃口。
须知日记是日记，诗是诗。日记是天天可写的，诗的灵感却不是天天都能降临的。在诗情袭来的时候，可能在日记中写出一首诗；但寻常的日记内容，即使分行写下来，也不可能是诗。为什么？就是由于在这类作品中缺的是诗人对诸种生活现象的悟。
还有些诗人是受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。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·罗布-格里耶有个有名的说法：“抛弃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”，在他看来，“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，也不是荒诞的。它存在着，如此而已”。阿兰·罗布-格里耶强调物是客观存在，物就是物，不存在什么物我一致，物我同心，要求作家从一个事物的不同角度对事物做客观的记述，而不作任何解释。至于作家写了什么，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好了。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写的小说，被称作“客体小说”。
阿兰·罗布-格里耶的观点传入中国后，受到部分先锋派诗人的激赏。阿吾等推出的客观呈现生存环境的“不变形诗”《对一个物体的描述》，杨黎的《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》等便是受阿兰·罗布-格里耶的影响写出来的。现在看来，这些作品除去在先锋诗歌史上留下了实验性写作的痕迹外，作为诗歌创作的模本，已很难得到读者的认同了。
最后，再说两句。凡人做诗，一题到手，必有一些供给、应付的套语，如老生常谈，不召自来；也必有一些寻常的意象、琐碎的事物，奔涌到笔下。若为诗人，必如谢绝泛交，尽行麾去，心精独运，自出心裁，才能写出佳作。诗人不写则已，要写就要让作品有独自的神思，独自的面貌，独自的风采，所谓“不践前人旧行迹，独惊斯世擅风流”。而要做到这点，需要诗人多方面的准备，其中尤为不可忽视的，便是面对“鸟啼花落”等日常景象而引发的神悟。
赏心且看太行山（中国画） 贾又福
原文见《羊城晚报》2025年7月24日A7花地版
